晚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分号。

当然不是之前如何、之后如何的旗帜鲜明，而是“随风潜入夜”的无声无息。

与无声无息的生发中寻找一瓣绿芽、一抹嫣红、一点浮动的暗香，是饶有趣味的事。

《山外山》的副标题是：“晚明绘画（1570－1644）”。也写了傅山，寥寥数笔；倒是董其昌，浓墨重彩地符号化了一番。

 

与大多数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一样，日常生存的真实状态与儒家理想氛围的描绘总是会让人惊诧：辋川别墅花费了多少银子？从哪里来？云深不知处的老师的身形比例远远大过山水，显然失真！

“假作真”与“真作假”的绕口令显然也让高居翰困惑了，既试图用中国传统的人物、历史、地理的分析法来诠释晚明的画家，又本能地信手拈来透视光影之类的西洋技法来品评晚明诸画家的作品。他显然明白了中国画一再强调的“境”，却难以理解为了到达“境”竟然可以任诸多误会“纷纷开且落”，譬如，脸谱化的误会，高居翰说中国人物画像从来都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格式化的误会，中国山水画一贯都是云雾缭绕文人士大夫悠哉悠哉，哪怕画者穷困潦倒，落笔的意境也从来都是高远超逸的。

高居翰把“意境”的把戏叫做“游戏”，前人制定了游戏的规则，后人就只能完善、丰满它，而不是打破它、毁坏它。尽管有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西洋画技法，中国晚明的画家依然还是自觉地维护着古人遗留下来的游戏规则。

 

钱穆一再感叹：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早熟的框框条条遒劲地穿透时光扎根人的日常生活，生生地把现实与理想割裂开来，一如钱穆说的，帝王自有一套生活哲学，百姓自有另一套生活哲学，他们在各自的哲学里生活得相安无事，时光河川中始终滔滔、滚滚着的关于“道”、“德”、“性”等等的长篇巨论则成为大家的脱口而出、对答如流的台词。但倘在日常里满口台词，势必就成了笑话了。

国外学者不自觉地把中国诗词画一一日常化，令人莞尔之余，也不由得颦眉：史和诗如何分开来？“达”与“穷”之间的超凡脱俗孰真孰假？“士”这个庞大的阶层假如不能“仕”的话得靠什么来维持自己的高洁？是不是当社会把文化与精神标榜得越高所谓的文人与学者就越是骑虎难下？茴香的“茴”的写法是不是远远不及面子、面具的“面”复杂？国画究竟是精神的游戏抑或是标榜门第的玩意儿？

 

倘高居翰不顺着中国文论那种历史、地理、人文的格局来写就好了。虽然字句里看得出他努力理解的痕迹，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如索性坚定地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东方，真诚一点，直白一点，就足够了。

不知道西方人看了丰子恺对西洋美术的评论，又会做何感？